目前美欧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前景令人堪忧，唯有两个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德国，它们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的救世主，因为只有它们口袋里还有钱，而中国和德国之所以能挺过债务危机，原因在于它们的制造业，显然制造业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财富的能力，没有了这种能力，一个国家自然会衰退和变得贫困。
　　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自然资源，这是上帝的施与，二是制造业，即一个国家制造财富的能力，它是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而且在一国财富比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制造业可以推动就业，拉动出口，累积财富。美国和欧洲主要债务国目前深陷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制造业的转移和流失，由此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最后陷入经济的失落和衰退。与此相比，中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挺过债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其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地位，当然德国和中国的制造业有着天壤之别。德国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传统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头号经济体，其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成为其经济的″脊梁″，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德国的精密机械、制药、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环保产业闻名于世，德国的产品以质量可靠著称。正是由于制造业的发达，自2003年开始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一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厂″中国推到世界第二的位子。
　　与德国相比，中国目前号称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造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增加利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全球产业的这一重新分配。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已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其三，资本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但正因为中国制造业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原因，所以与德国制造业相比，中国制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属于廉价的代工和加工生产基地。首先，中国制造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汗水基础上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相对于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是欧美跨国公司。其次，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离开了美国科技，中国制造无从谈起，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三，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目前中国商品贸易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85%由外资完成，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制造的目的只是代为加工，然后出口。其四，中国制造导致能源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因为跨国公司把那些不能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再销往本土和世界其它国家。总的来讲，中国制造受制于全球分工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制造基本上基于外需而不是内需，中国制造实际是为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打工，其状况是，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西方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
　　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全球化主导了冷战后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并未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是导致了全球经济两极化的产生，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产业转移和外包，它们越来越趋于纯粹消费型大国，只创造，不制造；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与此相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越来越趋于纯粹生产型国家，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打工，它们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导致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和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目前双方关系变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已经无法继续购买和进口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生产的商品，除非中国和其它国家继续借钱给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没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造和生产将面临困境，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由此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困境。那么如何摆脱这一增长极限和困境呢？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极限，中国如何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无疑，中国制造将依然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没有中国制造，中国崛起就将面临衰退，但是中国制造将面临两大转型，一是如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以此提升中国制造从中低端走向高端，二是如何从持续近30年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模式转向以内需为导向的中国制造模式，形成中国自身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并由此动力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讲到，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它不仅确保拥有财富，使财富增值，而且还能弥补那些失去了的财富的损失，否则失去生产财富的能力和机会，一个国家就会走向衰退和贫困。所以一个政治家要懂得而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唤醒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使其获得增强的同时得到保护，还要懂得生产能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遭到破坏，懂得如何通过这些生产能力的手段，使国家资源得到最明智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实现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壮大，文明和具有远大的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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